中国高房价还能支撑多久 会有极端手段吗?

大城市化助推二线城市房价上涨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目前房价上涨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在2010年及之前则主要表现为人口现象(该文附在文末)。逻辑在于,2010年中国新增农民工数量创出1200万的历史新高,表明2010年是流动人口最多的一年,同时,也是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一年,这也使得201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达到33%的历史峰值。2011年开始,新增农民工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均出现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掉头向下,同时,GDP增速也出现了持续至今的回落,这表明,2010年之后支撑房价继续上涨的因素,主要是货币超发,其扩张的速度远超GDP增速。

虽然目前房价上涨主要表现为货币现象,但人口迁徙对房价的拉动作用仍然存在,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到了后期,但大城市化率不高,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迁徙的过程远未结束。同时,一二线城市内部为了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也存在市内城市化和居住地的再选择过程,从而使得购房需求持续高涨。

例如,从2010年至2015年这五年中,天津市的常住人口增长19.6%,但全国总人口只增加3.1%,说明在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天津人口净增速达到16.5%。又如,河南省常住人口在2010-2015年这五年中几乎没有增加,相对全国总人口的增加比例,其净增速实际上是负3%,但郑州作为省会城市,同期人口约增长10%左右。中部不少省份的人口净流出与省会城市人口的净流入,在江西、安徽等省也有类似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大城市化现象。但由于目前一线城市的人口严控,人为导致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故当前的大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二线城市。

至于市内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是中国比较独特的现象,即中国的城市大多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如重庆的农业人口规模较大,故其常住人口就超过上海,其城市化率远低于上海,故自身也存在提高城市化率的过程。此外,由于二线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虽然不如一线城市,但也远胜于三四线城市,这种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的的现状,也是导致二线城市外来人口增加和二线城市内部人口向公共资源丰富的区域集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区房价格的大幅攀升。

相对而言,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速已经明显放缓,这是国家在政策上严格限制超大城市人口流入的结果,如上海去年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因此,一线城市房价的上涨,更体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即居民购房加杠杆;二线城市则是人口现象和货币现象兼而有之。

居民房贷大幅攀升的势头能否遏制?

从五月份的信贷数据看,居民的中长期贷款(绝大部分为房贷)增长较高,大约为5000亿左右,这就使得前5个月的居民新增房贷达到18000亿左右,六月份是信贷数据尚未出台,估计上半年新增房贷会超过2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60%,假如今年全年的新增房贷达到4万亿,则居民房贷余额就达到20万亿,虽然从总量看并不算高,但增量过大,反映了居民投资房地产的杠杆率大幅提升。

居民房贷增速的上升是从2013年开始的,与之相对应的是,201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3亿平方米,创出历史新高,这也印证我之前提出“2010年之后,房价上涨主要体现为货币现象”的结论。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对货币扩大的依赖度较高,另一方面,购房也成为对付货币超发的主要手段。

那么,为何从2013年开始,居民购房的杠杆率上明显上升呢?我猜测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房价不断上涨导致靠自筹资金购房难度增加;

第二,在国家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政策下,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的比例增加,这部分购房者以中产为主,需要外部融资购房,与过去的富豪或购房团买房有本质区别;

第三,2013年以后,贷款利率不断下行,加之今年国家下调购房首付比例,则进一步刺激了房贷规模的提升;

第四,反腐因素导致灰色收入较高的群体购房意愿大幅下降。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今年各地出台的购房刺激政策:江西省降低首付、农民购房有补贴、加大货币化安置比例;山西省支持农民工购房、强化公积金消费,打通商品房、保障房通道;广西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总体来看,房地产高库存地区鼓励居民加杠杆购房,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则采取各种限购措施。

问题在于,高库存地区尽管鼓励购房,但还是不改高库存现状;房地产热门城市尽管已经是低库存了,但居民购房总体看还是在加杠杆。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政策导向进行演绎,认为政策目标能够顺利实现,还是要看销售量和销售结构的变化。估计下半年住宅的总销量还是会维持上升势头,尽管国家对住宅供不应求地区还会出台调控政策,但房地产结构分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是由于中国大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所以,不能期望调控政策的出台就会使得居民购房加杠杆就会“理性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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